作者：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学组）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872123，81472438）
通讯作者：马晓欣，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辽宁 沈阳 110004，电子信箱：maxiaoxin666@aliyun.com；向阳，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妇科中心，北京 100730，电子信箱：xiangy@pumch.cn
执笔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马晓欣（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向阳（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刘从容（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张师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张国楠（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四川省肿瘤医院）
参与共识讨论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马晓欣（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王玉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王泽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尤志学（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孔为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卢美松（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向阳（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刘崇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刘从容（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李小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李宁（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李俊东（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狄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张玉泉（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张师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张国楠（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四川省肿瘤医院）；陈飞（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孟元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杨向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崔满华（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梁志清（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程文俊（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程晓东（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鲁艳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隋龙（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谭文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秘书：张梓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随着子宫颈癌、子宫颈病变的规范筛查与诊治，以及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疫苗预防接种的宣教和启动，子宫颈鳞状细胞癌在子宫颈恶性肿瘤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而子宫颈腺病变包括原位腺癌（adenocarcinoma in situ，AIS）的发病比率逐渐增加。资料表明，美国女性子宫颈AIS的发病率约为6.6/10万，以30～39岁年龄者居多，高达11.2/10万［1］。在欧洲地区，荷兰女性子宫颈AIS的发病率为1.99/10万［2］。我国女性子宫颈AIS的发病率呈逐渐上升态势，多见于30～40岁年龄者，近60%的患者同时伴有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3］。子宫颈AIS局限于子宫颈管黏膜及黏膜腺体，是子宫颈腺癌（endocervical adenocarcinoma，ECA）的前驱病变，绝大多数子宫颈AIS与HPV感染密切相关。子宫颈AIS病灶隐匿，呈多灶性和跳跃性，活检取材相对困难，常规临床检查手段敏感度不高，容易出现漏诊及误诊；治疗方案也面临诸多的困难与挑战。为此，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学组）组织妇科肿瘤领域专家，参考国内外临床研究和相关指南，制定本共识，以期为子宫颈AIS的诊断与治疗提供合理化建议和参考。本共识推荐级别及代表意义见表1。
1 临床病理特点
子宫颈AIS常缺乏典型的临床表现，少数表现为异常阴道流血或排液；甚至缺乏特异性体征，仅少数患者表现为子宫颈浅表糜烂样改变。病灶通常邻近转化区，约1/3的病灶隐匿于子宫颈管内，尤甚者可深达30 mm；部分患者病灶呈跳跃性、多灶性，常规“三阶梯”检查不易早期发现，容易误诊或漏诊，个别情况下诊断性子宫颈锥切术后才得以确诊。世界卫生组织（WHO）妇科肿瘤分类将子宫颈AIS分为HPV相关性和非HPV相关性AIS，前者包括普通型、肠型、复层产生黏液的上皮内病变等，具体分型可不再细分；后者主要是胃型原位腺癌，罕见且诊断较为困难。免疫组化可辅助诊断子宫颈AIS，包括p16一致强阳性表达、ki-67呈高表达状态等。子宫颈AIS易与输卵管子宫内膜化生混淆，p16斑驳+/- 和Vimentin、ER、PR阳性提示病变为良性化生性病变［4］。
2 高危因素
HPV 感染与子宫颈AIS发病密切相关，93.9%的子宫颈AIS呈HPV阳性表达，其中高危型HPV 感染率为80.4%［5］。在子宫颈AIS患者中HPV18 DNA阳性检出率高于HPV16，约占50%［6］。39%的子宫颈AIS患者HPV16 DNA 阳性［7］，并同时与高级别子宫颈上皮内病变的发病关系密切，约占40%～50%［6］。器官移植、风湿免疫性疾病、免疫抑制剂、吸烟等增加HPV感染及子宫颈AIS的风险。另外，长期服用口服避孕药会增加HPV感染的概率，也与子宫颈AIS的发生有关［8］。
3 诊断
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查（TCT）和HPV联合检测是子宫颈AIS的初始筛查方法。TCT诊断为非典型腺细胞（AGC）提示炎症反应性改变或原位腺癌可能，根据AGC细胞病理学又可分为4类：（1）非典型腺细胞，不能明确意义（AGC-NOS）。（2）非典型腺细胞，倾向于肿瘤型（AGC-FN）。（3）子宫颈管AIS。（4）腺癌（adenocarcinoma，AC）［9］。细胞学诊断单纯AGC时，较AGC合并鳞状细胞异常者罹患腺体肿瘤的可能性更高；AGC-FN者最有可能存在腺体肿瘤［10］。当细胞学诊断AGC时，仅4%～5%活检证实为子宫颈AIS；2%～7%证实为ECA［11］。经细胞学诊断子宫颈AIS的灵敏度为50%～69%，准确性为50%，假阴性率高达3.8%～11.7%。因而，单一通过细胞学检查结果容易导致子宫颈AIS的漏诊［12］。
子宫颈AIS与HPV感染密切相关，HPV检测有助于预测细胞学诊断为AGC发生高级别子宫颈肿瘤的风险［13］。hrHPV-DNA检测、二代杂交捕获技术（HC2）检测对细胞学诊断为AGC者，预判子宫颈AIS及以上病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0.0%和75.1%［14］。hrHPV DNA检测对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诊断的敏感度为95%，较细胞学检查（70%）更为敏感。因此，其可作为筛查子宫颈AIS的有效辅助手段［15］。鉴于78%的子宫颈AIS或ECA呈HPV和细胞学检查双阳性结果，HPV和细胞学联合检测是筛查和诊断子宫颈AIS更为准确的方法［16］。
子宫颈细胞学检查结果为AGC伴HPV16/18阳性、其他类型高危HPV阳性和无明确诊断意义的不典型鳞状细胞（ACS-US）或更严重级别时，应进行充分阴道镜评估、活检和子宫颈管取样（endocervical sampling）［17］。
子宫颈管取样包括子宫颈管搔刮（endocervical curettage，ECC）和子宫颈细胞刷（endocervical brush，ECB）2种技术。阴道镜活检时多采用ECC，可帮助诊断不典型增生，提高特异度。阴道镜下活检联合ECC，较单一阴道镜指导下子宫颈活检，诊断子宫颈AIS的敏感度由69%提高到85%［18］。ECC的缺点是送组织病理学检查标本量需求更多，容易出现取材不足；而ECB进行细胞病理学检查，标本质量更好，标本量充足，敏感度更高，推荐阴道镜活检时以ECB取代ECC［19］，由于国内ECB尚未普及，临床评估采用ECC或ECB均可。
阴道镜下子宫颈AIS缺乏特异性改变、病变常位于子宫颈管内、呈多中心或跳跃性改变，往往难以准确取材；结合阴道镜与细胞学检查，诊断子宫颈AIS的敏感度仅为60.0%左右，约70%的患者阴道镜检查不满意［20］。子宫颈AIS也常易与ECA混淆，约40%子宫颈活检诊断为AIS的患者伴有浸润癌，因而子宫颈AIS的最终诊断还需依赖于诊断性锥切结果［21］。疑诊为子宫颈AIS而行诊断性锥切术的指征：（1）子宫颈活检诊断为AIS。（2）子宫颈活检取样阴性，但细胞学为AIS或者AGC-FN。（3）多次细胞学检查为AGC，但活检结果阴性。（4）ECC提示AGC但活检结果阴性。
对于高度怀疑或已确诊为子宫颈AIS的患者，需进一步完善影像学如盆腔超声、盆腔增强MRI等检查，以排除ECA的可能。
4 治疗
4.1 子宫颈锥切术 无论是否保留生育功能，子宫颈锥切术是拟诊或已确诊子宫颈AIS的首选诊断或（及）治疗方式。诊断性子宫颈锥切术包括冷刀锥切术（cold knife conization，CKC）与环形电切除术（loop electrosurgical excision procedure，LEEP）。大量研究表明，CKC优于LEEP，因为LEEP对切缘的烧灼可能会影响标本的取材及切缘的病理诊断。LEEP阳性切缘率高于CKC，但二者所切除子宫颈锥体的体积、术后病变残留与复发风险无显著差异［22］。在生育要求接受LEEP患者的产科结局，如早产、胎膜早破与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低于CKC［23］。子宫颈AIS锥切术需注意以下几点：（1）保持切除标本的完整性，避免标本碎片化。当选择LEEP时，保证一次环切获取足够的标本。禁忌顶帽式LEEP手术（top-hat LEEP）。（2）锥切标本大小与深度需综合患者年龄、产次、生育意愿、阴道镜结果、子宫颈大小与形状、转化区位置，制订个体化临床决策。锥切深度不足与手术切缘阳性、病变残留相关［24］；具有生育要求者，锥切过深会增加子宫颈管狭窄、出血、流产、早产、未足月妊娠胎膜早破的发生率［23］。锥切所获得标本深度应至少为10 mm，无生育要求的患者，切除深度可适当增加至18～20 mm［24-25］。围绝经期患者子宫颈逐渐萎缩，鳞柱交界内移，AIS病变容易隐匿于子宫颈管内，绝经后锥切深度应达20～25 mm。年龄与病灶残留密切相关，年龄大于30岁是锥切术后病灶残留或疾病复发的高危因素［26］。（3）结合ECC或ECB评估切缘。锥切术后切缘阳性的定义为：子宫颈锥切标本切缘可见病变，或切缘与病变的距离小于1mm［27］。锥切术后子宫颈切缘状态是术后病变残留的重要预测因素，内切缘阳性是病变残留与术后复发的高危因素［28］，最易呈现阳性的部位为顶端切缘［29］。推荐锥切手术中行ECC，具备条件时ECB仍是预测术后子宫颈管病变残留的有效方法。锥切内切缘与ECC均阳性时，病变残留的比例高达92%，其中77%为残留子宫颈AIS，15%为ECA；两者结果均阴性时，仅14%为残留子宫颈AIS，ECA可能性极低［30］。本共识推荐所有子宫颈锥切术诊断或治疗的子宫颈AIS患者，手术应充分评估切缘状态及行子宫颈管取样（ECC或ECB）。
子宫颈AIS锥切术的基本要求是切缘阴性。对于保留生育功能的患者，在告知相应风险并知情同意后，可按照上述病理学标准行治疗性子宫颈锥切术，并严密随访。初次锥切术后切缘阳性，有强烈保留生育功能意愿的患者，可行二次锥切手术。二次锥切切缘阴性，可保留生育功能，遵循规范需严密随访。二次或多次锥切手术的子宫颈AIS患者，若锥切标本切缘病理诊断仍为阳性时，推荐行改良广泛子宫切除术或筋膜外全子宫切除术，并依据术前影像学评估及术中探查，进行前哨淋巴结取样活检。
4.2 子宫切除术 鉴于子宫颈AIS病变的多灶性与不连续性，诊断性锥切术不能完全保证病灶彻底清除，即使病理结果提示切缘阴性，也不能绝对排除浸润性病变的可能，子宫切除术是无生育要求子宫颈AIS患者锥切术后的首选治疗方式。锥切术后的子宫切除术时机强调个体化选择。一般认为术后4周以上较为安全合理，可降低围手术期发热、组织水肿、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率［31］。对于二次或多次锥切切缘仍阳性患者，推荐行筋膜外全子宫切除术或改良广泛子宫切除术，同时评估淋巴结状态。
5 妊娠期子宫颈原位腺癌
5.1 妊娠期子宫颈AIS的诊断 未规范筛查或需要再次筛查子宫颈癌的女性，第一次孕期检查时行HPV联合细胞学筛查［32］。当细胞学检查提示AGC及以上者应转诊阴道镜，禁忌行ECC。镜下结果轻度异常者，建议在孕后6周行HPV联合细胞学检测。阴道镜下结果异常，或阴道镜结果正常，细胞学提示AGC及以上合并高危HPV感染的患者应在阴道镜下随机多点活检［33］。
5.2 妊娠期子宫颈AIS的处理原则 无继续妊娠意愿者，终止妊娠后，治疗方式同非妊娠子宫颈AIS。有保留胎儿意愿的患者，若无临床证据怀疑有浸润性腺癌，应每3个月行阴道镜检查，禁行ECC［1］。产后6～8周行锥切手术以明确诊断。高度怀疑有浸润癌者，妊娠期间可行锥切手术，手术的目的不是治疗而是明确病理诊断，排除浸润癌，最佳时间为孕14～20周，同时行子宫颈环扎术［34］，以期延长孕周，降低早产率、剖宫产率与新生儿低体重率。若病理确诊浸润性腺癌，则应根据临床分期、肿瘤大小、继续妊娠意愿与孕周等实际情况进行个体化治疗［32］。
6 预后与随访
明确诊断为子宫颈AIS的患者行锥切或子宫切除术后，均强调严密随访，告知术后病灶残留与疾病复发的风险，长期随访应坚持至少20～25年。随访内容包括TCT、HPV，影像学检查如盆腔超声、盆腔增强MRI等，以除外浸润癌及复发。同时关注早期子宫颈癌复发的症状，如接触性出血、阴道异常流血及白带异常等。
6.1 子宫颈锥切术后的随访与管理 治疗后每6个月复查1次细胞学联合HPV及影像学检查，如果发现异常应行阴道镜活检和ECC或ECB［35］。约12%的患者锥切术后36个月内有疾病复发或进展为浸润性肿瘤的风险，建议在锥切术后的前3年，每6个月复查1次，当结果异常时行阴道镜检查及ECC［36］，若结果均为阴性，则可将随访时间调整为1年1次。保留生育功能者，完成生育后可选择子宫切除术，若有强烈保留子宫的意愿，则须按照风险分层管理原则检测，尤其是HPV阴性时，可以考虑保留子宫，但需终生监测。
6.2 子宫切除术后的随访与管理 子宫颈AIS患者行全子宫切除术后也需长期和密切随访，随访时间建议至少持续20～25年以上。个案报道全子宫切除术后仍会发生远处转移的浸润性肿瘤［37］。建议术后2年内每6个月复查1次细胞学联合HPV及影像学检查，若结果异常应及时转诊阴道镜；若结果均为阴性，则调整为每年1次随访［38］。
7 推荐意见
（1）HPV和细胞学联合检测有助AIS的早期诊断。细胞学AGC伴HPV16/18阳性、其他类型高危HPV阳性伴有ACS-US或更严重的情况，转诊阴道镜活检和子宫颈管取样（推荐级别2A类 ）。（2）诊断性锥切术的指征：①子宫颈活检诊断为AIS；②子宫颈活检取样阴性，但细胞学检查显示AIS或者AGC-FN；③多次细胞学检查为AGC但活检结果阴性；④ECC结果提示AGC但活检结果阴性。诊断性锥切术需保持切除标本的完整性，避免标本碎片化（推荐级别1类）。（3）具有生育要求的患者，锥切深度至少为10mm；无生育要求的患者，可以适当增加至18～20 mm；绝经的患者锥切深度应达到20～25 mm。锥切手术应进行切缘状态与ECC或ECB评估（推荐级别2A类）。（4）锥切后切缘阴性且无生育要求的子宫颈AIS患者，推荐补充行筋膜外全子宫切除术，二次或多次锥切切缘阳性，推荐行改良广泛性子宫切除术，同时评估淋巴结状态（推荐级别2B类）。（5）妊娠期AIS，有继续妊娠要求时，排除浸润性癌，每3个月1次阴道镜检查，禁行ECC。当高度怀疑浸润性癌，谨慎行子宫颈锥切手术，同时进行子宫颈环扎术。保留生育功能患者术后6个月行细胞学联合HPV检测及影像学检查，必要时转诊阴道镜活检及ECC或ECB。术后3年内应每6个月复查1次，无异常后调整为每年1次（推荐级别2B类）。（6）无论是接受子宫颈锥切术或是子宫切除术的子宫颈AIS患者，强调术后严密随访，告知术后病灶残留与疾病复发的风险，长期随访应坚持至少20～25年。子宫切除术术后2年内应每6个月行1次细胞学联合HPV检测及影像学检查，之后可调整为每年1次（推荐级别2B类）。
声明：本共识旨在为子宫颈AIS的诊断与治疗提出指导性意见，但并非唯一的实践指南，不排除其他共识、意见与建议的合理性。专家团队及成员声明，本共识制订与任何商业团体无利益冲突。
［1］ Teoh D，Musa F，Salani R，et al.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adenocarcinoma in situ：a society of gynecologic oncology evidence-based review and recommendations［J］.Obstet Gynecol，2020，135（4）：869-878.
［2］ van der Horst J，Siebers AG，Bulten J，et al.Increasing incidence of invasive and in situ cervical adenocarcinoma in the Netherlands during 2004-2013［J］.Cancer Med，2017，6（2）：416-423.
［3］ Cleveland AA，Gargano JW，Park IU，et al.Cervical adenocarcinoma in situ：human papillomavirus types and incidence trends in five states，2008–2015［J］.Int J Cancer，2020，146（3）：810-818.
［4］ 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urs Editorial Board.Female genital tumours：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urs，5th Edition，Volume 4［M］.Lyon：IARC Press，2020.
［5］ Holl K，Nowakowski AM，Powell N，et al.Human papillomavirus prevalence and type‐distribution in cervical glandular neoplasias：results from a European multina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J］.Int J Cancer，2015，137（12）：2858-2868.
［6］ Monsonego J，Cox JT，Behrens C，et al.Prevalence of high-risk human papilloma virus genotypes and associated risk of cervical precancerous lesions in a large U.S.screening population：data from the ATHENA trial［J］.Gynecol Oncol，2015，137（1）：47-54.
［7］ Madeleine MM，Daling JR，Schwartz SM，et al. Human papillomavirus and long-term oral contraceptive use increase the risk of adenocarcinoma in situ of the cervix［J］.Cancer Epidemiol Biomarkers Prev，2001，10（3）：171-177.
［8］ Asthana S，Busa V，Labani S. Oral contraceptives use and risk of cervical cancer-a systematic review & meta-analysis［J］.Eur J Obstet Gyneco Reprod Biol，2020，247：163-175.
［9］ 贾艳芳，岳天孚.宫颈细胞学筛查中非典型腺细胞相关研究进展［J］.国际妇产科学杂志，2008，36（2）：114-117.
［10］ Westin MC，Derchain SF，Rabelo-Santos SH，et al.Atypical glandular cells and adenocarcinoma in situ according to the Bethesda 2001 classification：cytohistological correlation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J］.Eur J Obstet Gyneco Reprod Biol，2008，139（1）：79-85.
［11］ Al-Rayyan E，Rashed M，Maaita M，et al.The incidence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atypical glandular cells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 on cervical pap smears［J］.Gulf J Oncol，2019，1（30）：52-56.
［12］ Zhao C，Crothers BA，Tabatabai ZL，et al.False-negative interpretation of adenocarcinoma in situ in the 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 Gynecologic PAP Education Program［J］.Arch Pathol Lab Med，2017，141（5）：666-670.
［13］ Patadji S，Li Z，Pradhan D，et al.Significance of high‐risk HPV detection in women with atypical glandular cells on Pap testing：analysis of 1857 cases from an academic institution［J］.Cancer Cytopathol，2017，125（3）：205-211.
［14］ Verdoodt F，Jiang X，Williams M，et al.High-risk HPV tes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atypical glandular cell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Int J Cancer，2016，138（2）：303-310.
［15］ Banović M，Mahovlić V，Salopek KM，et al.The value of HPV-HR DNA testing during the follow-up after treatment of CIN3/AIS［J］.Pathol Oncol Res，2015，21（3）：613-617.
［16］ Zhang RC，Vue NC，Obasi LU，et al.Impact of screening modality on the detection of cervical adenocarcinoma in situ and adenocarcinoma［J］.J Low Genit Tract Dis，2021，25（4）：267-269.
［17］ Wentzensen N，Schiffman M，Silver MI，et al. ASCCP colposcopy standards：risk-based colposcopy practice［J］.J Low Genit Tract Dis，2017，21（4）：230-234.
［18］ Shin CH，Schorge JO，Lee KR，et al.Cytologic and biopsy findings leading to conization in adenocarcinoma in situ of the cervix［J］.Obstet Gynecol，2002，100（2）：271-276.
［19］ Undurraga M，Catarino R，Navarria I，et al.User perception of endocervical sampling：a randomized comparison of endocervical evaluation with the curette vs cytobrush［J］.PLoS One，2017，12（11）：e0186812.
［20］ Kietpeerakool C，Srisomboon J，Prompittayarat W，et al.Can adenocarcinoma in situ of the uterine cervix be predicted before cervical conization?［J］.Asian Pac J Cancer Prev，2006，7（4）：522-524.
［21］ Srisomboon S，Tantipalakorn C，Charoenkwan K，et al.Cervical screening results leading to detection of adenocarcinoma in situ of the uterine cervix［J］.Asian Pac J Cancer Prev，2019，20（2）：377-382.
［22］ Jiang Y，Chen C，Li L.Comparison of cold-knife conization versus loop electrosurgical excision for cervical adenocarcinoma in situ（ACI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PLoS One，2017，12（1）：0170587.
［23］ Kyrgiou M，Athanasiou A，Kalliala IEJ，et al.Obstetric outcomes after conservative treatment for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lesions and early invasive disease［J］.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2017，11（11）：CD012847.
［24］ Kliemann LM，Silva M，Reinheimer M，et al .Minimal cold-knife conization height for high-grade cervical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treatment［J］.Eur J Obstet Gynecol Reprod Biol，2012，165（2）：342-346.
［25］ Papoutsis D，Rodolakis A，Mesogitis S，et al.Appropriate cone dimensions to achieve negative excision margins after large loop excision of transformation zone in the uterine cervix for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J］.Gynecol Obstet Invest，2013，75（3）：163-168.
［26］ Munro A，Codde J，Spilsbury K，et al.Risk of persistent and recurrent cervical neoplasia following incidentally detected adenocarcinoma in situ［J］.Am J Obstet Gynecol，2017，216（3）：272.e1-272.e7.
［27］ 龚子元，俞梅，沈铿，等.宫颈原位腺癌诊治研究进展［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19，35（11）：1278-1281.
［28］ Codde E，Munro A，Stewart C，et al.Risk of persistent or recurrent cervical neoplasia in patients with ‘pure’ adenocarcinoma‐in‐situ（AIS） or mixed AIS and high‐grade cervical squamous neoplasia（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grades 2 and 3（CIN 2/3））：a population‐based study［J］.BJOG，2018，125（1）：74-79.
［29］ Ostör AG，Duncan A，Quinn M，et al.Adenocarcinoma in situ of the uterine cervix：an experience with 100 cases［J］.Gynecol Oncol，2000，79（2）：207-210.
［30］ Denehy TR，Gregori CA，Breen JL. Endocervical curettage，cone margins，and residual adenocarcinoma in situ of the cervix［J］.Obstet Gynecol，1997，90（1）：1-6.
［31］ 刘淑娟，左琦，谭布珍.子宫颈锥切术后子宫切除术时机选择的研究进展［J］.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2021，22（4）：436-438.
［32］ 魏丽惠，李明珠.妊娠合并宫颈癌的治疗策略［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18，34（10）：1079-1084.
［33］ 王亚东，孙璐璐.妊娠期宫颈癌筛查［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16，32（5）：421-425.
［34］ 唐晓燕，邱君君，华克勤.妊娠合并宫颈癌治疗现状及进展［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19，35（10）：1085-1089.
［35］ 魏丽惠，沈丹华，赵方辉，等.中国子宫颈癌筛查及异常管理相关问题专家共识（二）［J］.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2017，18（3）：286-288.
［36］ Upadhyay Baskota S，Wang T，Zhao C.Follow-up findings in postconservative treatment surveillance for women with cervical adenocarcinoma in situ［J］.J Low Genit Tract Dis，2021，25（1）：38-42.
［37］ Costales AB，Eifel PJ，Deavers MT，et al.Metastatic adenocarcinoma found in inguinal，pelvic and para-aortic lymph nodes 14 years following hysterectomy for adenocarcinoma in situ of the cervix［J］.Gynecol Oncol Case Rep，2012，2（3）：97-99.
［38］ Ciavattini A，Giannella L，Delli Carpini G，et al.Adenocarcinoma in situ of the uterine cervix：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rom the Italian Society of Colposcopy and Cervical Pathology（SICPCV）［J］.Eur J Obstet Gynecol Reprod Biol，2019，240：273-277.
2022
